民法典第1234条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法

东莞横沥律师获悉

《民法典》第1234条规定了一种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公私法律责任的体现，但其法律性质值得商榷。如果要解决定性问题，还必须分析该条款中关键要素的法律属性。用逻辑主义的方法从利益、目的、权利和义务的角度区分概念属性。事实证明，生态环境应该是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或国家利益。基本的恢复主张权来自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而不是自然资源和环境权的所有权。民事责任理论的要点并不能完全解释生态环境修复的责任。公法责任理论、混合责任理论和特殊环境法律责任理论都有一定的优点，但也存在缺陷，需要转化。功能主义是逻辑主义的一个例外。它以问题为导向，注重规范实现功能，要求规范整合。运用功能主义的方法整合差异，论证了恢复责任是一种特殊的环境法律责任，具有公法和私法的属性。

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生态环境问题层出不穷，环境资源案件频发，如台州天价污染补偿案、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案、进口“洋垃圾”污染案、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司企业环境污染案等。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还要注重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工业化绿色发展。由于生态环境自然恢复周期较长，一旦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短期内难以快速恢复。破坏或污染的持续下去将对自然乃至社会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因此，必须规范相关生产经营等行为，既保证新型工业化持续推进，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又保证不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生态环境。

法律需要回应这一要求，及时为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法律保障。通过对行为者设定环境保护义务，为相应的管理行为提供法律依据，行为者违反义务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后，可以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并使其承担不利的法律责任。后果并接受对其行为的批评。 。更重要的是，生态环境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直接或间接、或短期或长期影响。但传统的责任形式存在一定的不兼容性，无法充分实现救济功能，因此需要进行调整。通过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234条的规定，私法基本法中创设了次要的生态环境恢复责任。但这并不是生态环境修复规则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纵观现行法律体系，体现生态环境修复含义的法律规范有很多，涵盖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除民法典第1234条外，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其他相关规范均有体现。但事实上，除《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外，上述其他规定都是政府的环境修复责任，即首要环境义务，而不是政府的环境修复责任。而非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通常指狭义的法律责任，即因违反首要义务而产生的次要义务、给行为人造成不利的法律后果、负面的法律评价等。本文讨论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次要的环境责任。法律责任。此外，《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就其内容而言，是对《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生态环境恢复责任含义的重述。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因此，本文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研究以民法典第1234条为主要分析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文本分析发现，第1234条规定的生态环境恢复责任兼具公法和私法的特征，即具有公法要素却置于私法之中。其法律性质不明确，对其理解也存在疑问。怀疑。具体而言，学术界对私法责任说、公法责任说、混合责任说、特殊环境法律责任说等多种理论存在争议，至今尚未达成定论。法律说理薄弱、不明确，责任法律依据不明确，不利于今后相关制度规则的进一步构建，有待明确。对修理责任法律性质的探讨通常需要结合第1234条中一些关键要素的分析，明确其法律内涵或属性，作为证明责任法律性质的辅助或论据。进行修复。这些关键要素的法律属性本身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存在一定的解释空间。例如，学术界对“生态环境”的公共利益、私人利益、国家利益等利益属性存在不同的理解；或法律指定的组织”，主张权的原始来源可以来自自然资源所有权、环境权和环境主管部门等多种理解。上述要素的属性需要明确，否则会妨碍在理论层面上对责任法律性质的认定，将有利于今后修复责任相关制度规则的构建和完善，而且在法律执行层面上，也有利于对规定的理解。以及法律的适用，阻碍了法律的实现。因此，要解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性质，首先要解决个别关键要件的法律性质。

按照传统法理论，逻辑主义以潘德克顿的法理学为标准，注重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规范设计。关键是从内部规范逻辑区分不同概念，择一适用，强调对法律概念的分析，进而生成立法公式，确定法律体系构建的基础。与逻辑主义不同，功能主义以现实主义法理学为思想根源。它面向社会问题，要求法律兼顾多种功能或价值，形成统一、整合的法律规范，以实现特定的社会功能。但功能主义并不是对逻辑主义的根本否定。它淡化了两极之间的区别，制度一体化仅作为规范分离的特殊例外而存在。因此，本文首先从逻辑学家的角度审视和区分该条款的重要构成要件可能体现的不同法律属性，以明确其内涵，为后续的法律定性做好铺垫。然后运用功能主义的方法，整合不同的规范和利益，解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定性问题。

综合《民法典》第1234条的字面解释和第七章环境侵权责任的系统解释，认为恢复责任的实际救济应当是“生态环境”。目前，学术界对“生态环境”所体现的法利有不同的解释，包括公共利益、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其中公共利益说是主流观点。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论只是基于对权益的不同理解而做出的解释，即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和国家生态环境利益。但权益的主体指向国家，这两种观点是统一的。我个人认为，“生态环境”应该是公共利益，其私人利益的表征并不能掩盖公共利益的本质。原因是：

“生态环境”不仅涉及国家利??益横沥镇律师，还涉及人身权、财产权、公民环境权等公共利益。国家有责任保护人民的权益，应该促进人民的福祉或者至少防止人民的权益受到损害。因此，国家行使生态环境修复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应孤立地考虑国家自身的“私人利益”。它是国家为了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而行使的。自然资源本身本质上是公共利益。笔者认为，民法中对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规定更多是出于管理方便的考虑或目的，为相应的管理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是一种立法。技术的体现。从表面上看，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行使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私权，如占有、使用、受益、处分等权力。但实际上，两者并不简单等同。此时，所谓私人利益的范围，实际上与公共利益的范围是不同的。利益范围与一般意义上的私权有重叠，不能等同。第四，如果认为国家在要求恢复生态环境时，是以私人利益主体的身份为基础的，那么私人利益主体与公共利益主体、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就会出现重叠。导致某些领域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交叉。它们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造成了公私法律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混乱，以及对公益的理解的混乱。综上所述，认为“生态环境”应该是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它既不是国家的私人利益，也不是个人的私人利益，即财产权。由于救济的对象是公共利益，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有公益属性。

此外，修复中的“生态环境”应该体现生态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由于修复的重点是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恢复，因此产权救济不属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请求权源于基本权利。首先要有基本权利，然后才是主张权利。对于主张主体基本权利的来源或依据，即“国家指定的机关或者法律指定的组织”，对于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环境权、生态环境权等存在不同的理解。因生态和环境责任而产生的权利。同样，主张权主体的地位也对应着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环境权主体还是生态环境权主体的不同理解。我个人认为应该属于后者。分析如下：

首先，根据我国宪法，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就是全民所有。国家的概念被抽象为代表全体人民的主体。国家行使自然资源所有权，代表人民管理自然资源。国家更多地扮演着管理者和保护者的角色，而不是私人所有者的角色。其次，根据前面的分析，自然资源本身本质上就是公共利益。请求恢复的主体不仅包括“国家指定的机关”，还包括“法律指定的组织”。这从侧面印证了自然资源是一种公共利益。资源的公共利益属性。第三，“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可以用来解释一些“国家指定的机构”，例如政府机构，但不能用来解释“法定组织”，因为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社会组织不归国家所有。享受它们。自然资源所有权。而且，实践中，大多数诉讼案件都是由检察院提起的，但检察院也没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首先，主流观点认为环境权是基本人权，是第三代人权。人权是针对政治国家的权利，并为国家规定了义务。环境维权是公民在生态危机背景下“维权”的环保运动。环境权的倡导源于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其目的之一就是利用环境权来保护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

其次，关于环境权的主体存在一些争议，但普遍认为环境权是公民的环境权，是公民享有清洁、健康、美丽的生态环境的权利。环境权不同于传统的产权和其他权利。虽然它们的对象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的环境及其构成要素，但它们的内容却是由物质对象所呈现的生态的、文化的、精神的或审美的。兴趣。因此，环境权是生态、文化、审美精神意义上的权利，只有拥有自然生命的主体才能享有。但国家作为抽象人格的政治主体，法人和社会组织作为虚构法人的主体，实际上不可能享有这一权利。值得注意的是，法人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和排污权不属于环境权的范畴，因为它们与环境权的起源和性质不同。资源开发利用权、排污权是经许可取得的用益物权。 、环境权是源于先天生态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基本人权。

第三，国家负责环境保护、管理和改善，让公民享有清洁、健康、美丽的生态环境。同时，根据萨克斯教授提出的公共信任理论，空气、阳光、水等人类社会所必需的环境要素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财产”，任何人都不能任意占有、支配或任意支配。伤害他们。为了合理管理和保护这份“共同财产”，共有人将其委托给国家作为受托人进行管理。国家作为受托人，必须对全体公民负责，不得滥用委托权。因此，在环境权的背景下，国家更多地扮演着义务性的角色。

综上所述，国家不是环境权主体，而更多的是负责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主体或管理主体。

应当认为，恢复请求权的基本权利是以生态环境责任产生的生态环境权为基础的。此时，权利人制度作为生态环境保护权利或责任的主体。但这里的环境权力需要广义理解，即检察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力也包括在内。

对于国家指定的机构来说，首先，根据前面的分析，国家作为生态环境责任的主体，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责任。生态环境受到损害时，有义务要求侵权人承担修复责任并给予赔偿。保护、修复和改善生态环境。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责任、履行义务，需要有相应的、足够的权力，这就产生了环境权力。从外部看，要求侵权者恢复生态环境既是国家授权机构的义务，也是权力。其次，根据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侵权人逾期未修复的，请求主体“可以自行修复或者委托他人修复”。这样的规定是出于国家生态环境责任，体现了责任的属性，因为保护、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是目的，惩罚侵权者不是目的。第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生态环境恢复都是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承担方式。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中规定，国务院授权省、市、地级、区、县级人民政府作为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权利人；同时规定，“经过协商或者诉讼后，对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进行评估，确保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的使用情况和生态环境修复效果应当报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上述规定还描述了责任的性质。此时，政府被规定为补偿的权利人。第一，履行职责需要相应的权力；第二，便于代表人民行使权利，因为全体公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需要通过案例具体化。否则，权利人就无法受到审判和裁决。政府作为人民的代表，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轻松地主张权利、表达诉求、维护人民利益。因此，从本质上讲，人民才是真正的权利主体。

对于法律规定的组织，如公益性环境保护组织，其环境保护权体现在法律赋予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诉讼权。他们为维护公共利益行使诉讼权利，履行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发生诉讼，必须遵守国家的规定。这些机构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综上所述，由于生态环境恢复权主张的基本权利属于公权，因此作为主张权主体的“国家指定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实际上具有公主地位。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法律地位。

关于修理责任的法律性质，学界存在争议。主要理论如下：

该理论被认为是民事责任的两个关键点是“补充性”和“整体救济”。下面分别对这两点进行回应。侵权法上的赔偿不仅意味着恢复受害人减少的财产数额，还意味着将受害人的利益恢复到损害没有发生时的状态。侵权法创设了全额赔偿原则和禁止暴利原则来实现其赔偿功能。前者要求受害人的损害得到完全赔偿，其利益状态恢复到损害发生前的状态。后者是指受害人因损害赔偿而获得的利益不能超过其损失。然而，生态环境的修复受到现有修复技术或方法的限制，无法将生态环境恢复到受损前的状态。修复程度无法达到100%，即完全修复。因此，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不符合填埋的特点。 。同时，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仅救济生态利益，即仅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等，并不是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整体救济。其救济范围不包括受害人的个人利益和财产利益。东莞横沥律师，后两者受到传统侵权法的救济。

此外，民事侵权责任法中的恢复原状与生态环境的恢复也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人认为修复责任属于民事责任。但生态环境修复与恢复原状有本质区别，不能类比。经过分析，具体差异如下：

综上所述，民法上的恢复原状虽然与生态环境的恢复有一定重叠，但并不完全包含后者。前者是私法下的救济，后者主要是公法下的救济。修复过程需要公共权利主体和公共机构的介入，需要有别于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益衡量和保护机制。这对私法来说是困难的。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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